贵州适合放生的地点，贵州省民宗委召开全省民族宗教重点工作推进会
一、放生鱼的好处和功德
1、贵州省民宗委日前召开全省民族宗教重点工作推进会，各分管领导就分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市州民宗委、贵安新区社管局、仁怀市、威宁自治县民宗局主要负责人及分管宗教工作同志，省民宗委机关各处室、委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的重要讲话，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宗教工作和巡视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了中央巡视反馈有关问题，听取了各市（州）民宗委、贵安新区社管局、仁怀市和威宁自治县民宗局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就下步民族宗教重点工作和巡视问题整改工作做安排部署。
3、会议认为全省民宗系统始终坚持高位推动、工作主动、典型带动，在引领民族宗教工作、推动落实、特色亮点工作上取得了新成效。要求各级民宗部门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奋斗姿态，咬定目标、奋发进取，认真抓好今年民宗领域的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努力谱写贵州民族宗教工作的崭新篇章。
4、会后，省民宗委对各市（州）民宗委、贵安新区社管局、仁怀市、威宁自治县民宗局进行集体约谈，对下步抓好民族宗教工作、加大巡视问题整改力度提出具体要求。
5、佛教于东汉分海陆两路进入中土，很快获得发展和传播，唐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即为其盛况的写照。然贵州因地处边隅，交通梗阻不便，至初唐时才由谪官牛腾传入。牛腾在贵州三年，史称“大布释教于牂牁”，其本人“口不妄谈，目不佞视，言无伪，行无颇”，使“夷僚渐渍其化”，佛教渐为当地人奉信，还“置道场数处”，〔1〕开始有佛教寺院，成为佛教在贵州传播重要起点。唐至元七百余年间，贵州佛教无官方专门机构管理，处于散乱状态，各寺庙无住持僧侣，寺庙由当地人自行管理。此时期佛教在贵州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僧众自建寺庙，有文献记载的不下数十座，如桐梓金锭山寺、玄凤寺、兴旺寺、三座寺、正安大成寺、蟠溪寺、遵义大悲阁、沿河福常寺、思州鳌山寺、思南长乐寺、仁怀景福寺、永安寺等，皆为唐寺；宋寺则有遵义万寿寺、福源寺、金山寺、桃源山寺；正安善缘寺、桐梓鼎山寺、崇恩寺、务川铜山寺、绥阳辰山寺、印江西岩寺、沿河沿丰寺、大圣登铁瓦寺、黄平宝相寺、思南华严寺、城子寺等；宋代佛寺遍布黔北和黔东，不但汉人建佛寺，土官土酋也热衷奉佛，使佛教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元寺有正安普明寺、仁怀观音阁、绥阳回龙寺、长石兼寺、凤岗崇佛寺、仙山寺、贵阳大兴寺、开阳龙泉寺、铜仁正觉寺、安顺圆通寺、威宁万寿寺、习安（旧州，已废）开元寺、遵义大德护国寺（湘山寺）等，〔2〕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建立寺院记载。其次表现为外地僧人开始注意到了贵州这片佛教处女地，不远千里，来黔弘法。如据新编《贵州省志?宗教志?佛教篇》，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西卢陵县人彭如玉到贵阳大兴寺创立精舍，传播“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为当地僧人真贤接受和传承，并为民间作佛事，此被视为贵州斋祀佛教之始。故到元代，佛教在贵州已大为拓展，不但在黔北、黔东出现名刹丛林，连山岭重迭、交通闭塞的黔中也为佛教势力进入，形成元代佛教在贵州大行其道局面。
6、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平定中原后，充分认识到佛教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佛教“化愚俗，弭边患”。〔3〕其后的明朝君主大抵萧规曹随。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贵州按察司，将贵州佛教纳入官方管理范畴，历任君主通过委派住持，恩宠僧人，广建寺庙等手段加强对贵州释僧之管理，使其为世俗政治服务，维护明朝边陲政局稳定，所以有明一代，佛教在贵州广为传播。明僧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曰：“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三月，僧录司右善世弘道等于中右门领圣旨，凭僧司行文，各处僧去，但有度牒的僧，二十以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里造一庵寺，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之人”。〔4〕明朝廷两次给贵州度僧名额。成化二十一年（1475年）全国度僧、道7万人中，其贵州为1000人，云南2000人。寺庙也遍布贵州全省。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明代可考寺院有71座，分布各府州，比较著名的有贵阳大兴寺、永祥寺，安顺圆通寺、兴仁护国寺、普安（今盘县）大威寺、安南（今晴隆）涌泉寺、毕节普慧寺、威宁涌珠寺、能仁寺、遵义大士阁（万寿寺）、湘山寺、瓦厂寺、都匀观音寺，麻哈（今麻江）静辉寺、镇远河山寺、黄平月潭寺、平越（今福泉）三教寺、思南中和山观音阁、铜仁东山寺、观音阁等。〔5〕但以贵阳府最为集中，有13座。各种风俗活动，举凡为死者祭奠、祈祷、信誓、避灾、获福等都有佛教介入，禅风兴盛全境。故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称：“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佛教复兴之波动也。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亦被动。……僧徒开辟之能力也。滇黔建省较后，其开辟有赖于僧徒。……中原丧乱之影响也。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岐，故佛教益形热闹”。这殊为确论。陈垣又指出：“然自万历后高僧辈出：云栖、紫柏、密云、谌然各阐宗风，呈佛教复兴之象。流风所被，远及滇黔……自善一纯撰《黔南会灯录》后，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始可考见”。明代佛经收藏很普遍，如贵阳大兴寺、弘福寺、平越（今福泉）三教寺、镇远中山寺、思南观音阁、遵义陈堂寺、西来寺、禹门寺等都是著名藏经之处，所着语录约40种，灯录2部，其他著述、诗文书画等难以一一列举，反映明代贵州佛教之盛。鉴于贵州原始巫术盛行，明廷借瑜珈教“重术数”，“重仪式”之特点，为民间降虎求雨，消灾祈福。瑜珈教与黔地巫术颇多相似之处，故传播极速，不久即蔚为大观。佛教与民间崇拜相结合，也就成为明代贵州佛教发展一大特色。
7、明末因清兵之祸，同时发生规模空前各族农民大起义，战乱不已，大量外省僧人来黔避难；清顺治称帝后，很多明朝遗臣不愿事奉满族，相继入黔；永历帝迁都安龙，对佛教仍采取保护、支持之态度。因此，黔地一时人文荟萃，高僧云集；贵州禅宗如日中天，大放异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期堪称贵州佛教史上的黄金时期。此期间临济宗浙江天童派破山海明系在黔传灯，弘扬禅宗，此乃贵州禅宗之滥觞；稍后即以其极强的渗透力，影响贵州各地，最终竟成大器，取代以前瑜珈盛行之局面。总之，有明一代贵州佛教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是与明廷以佛教为“安边化民”之手段是分不开的。
8、入清，贵州仍续明季禅风，各地寺院香火兴盛，信众如云，尤其是诞生几位著名高僧大德而使贵州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包括临济宗大师丈雪及其《青松诗集》、《里中行》、《丈雪语录》、《锦江禅灯》；临济宗另一位大师语蒿及其《语蒿语录》以及赤松及其《语录》、弟子瞿脉及其修行理论，厂石及其《厂石禅师语录》等。他们都为贵州佛教作出了卓绝贡献，被《黔南会灯录》之作者善一如纯誉为在黔弘传禅宗之“破天荒”高僧。可惜的是，这种兴盛局面只保持至清中叶。之后随着国势衰微，西风东渐而日趋式微；加之其间贵州农民起义蜂起，太平军入黔，各地寺院遭受了严重毁坏。据道光《贵阳府志?祠宇副记》和道光《遵义府志?寺观》，两地原有寺院约500余座，咸同之乱后所剩无几，贵州佛教走向破落不堪境地。这类寺院被毁事件，史不绝书，如黔东佛教名山梵净山，明清以来与海内佛教四大名山并列，号称“五大名山”，明末清初山上有著名“五大皇庵”及48脚庵，盛时山上有寺庙近万座，各地朝拜者如云，长盛不衰。但咸同乱后，山上寺院被毁，“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香灯冷落，人烟寂寞”，〔1〕这座佛教名山自此烟销云散，为清末佛教在贵州命运缩影。
9、民国之初，军阀混战，社会板荡不安，民生困苦，很多人在失望之余，纷纷皈依佛教，以求精神解脱，佛教出现复兴景象。另外，民初中西文化交流广泛深入，人们思想活跃，增加了对佛教价值的取向。特别是抗战时期，贵州成为抗日大后方，各地高僧大德纷纷前来宣教，其中又以太虚（1889－1947年）、虚云（1840－1959年）两位大师所宣扬以崇理性、讲逻辑为特征的唯识学影响最大，研习蔚为风气。1942年12月在贵阳成立高峰佛学院培养佛学人才，同时编纂出版佛教图书刊物，如《金刚经注释》、《黔灵山志》、《黔南会灯录》、《海潮音》（刊物）等，对传播佛学义理和知识，作用匪浅。加上贵州省佛教会（1912年）和部分县佛教会成立，也使佛教活动成为一种更有组织性行为。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贵州佛教在民国时期恢复和发展，是前所未有气象，然而在自清康熙以来的“庙产兴学”运动影响下，部分庙产拨入书院、部分充公，寺院元气大伤，192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监督寺庙条令》后，仅遵义一县僧尼因寺院被损毁而上诉南京政府和贵州省政府案件达26宗；〔7〕仅岑巩县就有50多座寺庙被没收改为学校，被烧毁寺院达41座。〔8〕其他各县多有类似情况。所以，以上佛教在贵州出现一些新气象，并不能改变贵州佛教总体上还是在走下坡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佛教界并未置身事外，而是参加了各种训练，并组织抗日僧侣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慰问前方军队，追悼阵亡将士等活动。但在灾难深重旧中国，尤其备受战乱影响，贵州佛教仍不能摆脱每况愈下局面。
10、建国后，贵州佛教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广大僧尼参加了土改运动和其他各种政治运动，并最终成为了自食其力的生产劳动者，为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省内有历史文物价值、影响较大寺院得到妥善保存，有的拨款重修，如列入一类保护的仅贵阳即有弘福寺、黔明寺、东山栖霞寺等，其他地区也不在少数，僧尼宗教活动得到保障，佛教仍能按正常轨道发展。但是从1958年起受“左倾”路线干扰，佛教与反动会道门被混为一体，遭到了严重打击，据新编《贵州省志?宗教志?佛教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1958年以前，全省25个县约有寺院1000座，1959年以后仅剩23座，僧尼从原来7000多人减至1000人。“文革”期间，佛教被看作封建组织遭到完全取缔，佛像尽毁，殿宇残破，僧尼被迫还俗，所有宗教活动停止或瘫痪，贵州佛教走到了其历史最低谷时期。
二、青岛放生乌龟的寺庙
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新贯彻，全省各佛教协会恢复工作，1988年省佛教协会在贵阳成立。据2000年《贵州年鉴》载，1999年全省有各类教徒6万人，其中佛教徒20万人，占总数32%弱，已成为贵州最大宗教。改革开放中，各地僧尼因地制宜，或农禅并作，或发展旅游，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当地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综上所述，贵州佛教之兴衰可用曲线图示意如下：（略）
3、从广东自驾车向大西南行走，经怀化至凤凰古城，再西行五六十公里，便进入素有“黔东门户”之称的贵州铜仁地区。铜仁原名铜人，相传元代有渔人在铜岩处潜入江底，得儒、释、道铜人三尊，以是得名，至明代改现名。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就坐落在这贵州、湖南、重庆三省市交界处。
4、梵净山古老的山体距今已有10～14亿年的历史，原始森林有2万公顷，最高峰海拔6米，从山脚至山顶垂直高差2000米左右，5000多种生物呈5个垂直生物带分布，其中高等药用植物有410种。仅存于梵净山，总数不到一千只的黔金丝猴、大鲵（娃娃鱼）、羽尾长1米的白颈长尾雉、云豹和全球仅存的“贵州紫薇”以及中国鸽子花树（珙桐）等34种珍稀动植物被列为国家保护对象。怪石、奇树、天风、云海、妙泉、珍禽、瑞兽、佛光、古寺和高路被称为梵净山十大奇观。1986年，梵净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与生物圈（MAB）保护网”成员单位。
5、梵净山名源于佛教梵语“梵天净土”，隋唐时就被当地人民视为神山，朝拜者络绎不绝。明隆庆年间和万历年间对梵净山进行了两次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修建。特别是万历年间明神宗降旨重建梵净山，妙玄禅师带高僧5人，法徒34人主持重建事宜，终使梵净山成为拥有5皇寺48觉庵的佛教圣地、“弥勒道场”。山上明代所立《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称之为“众名岳之宗”，遂名震宇内，香火盛极一时，其中不少香客来自广东、福建及东南亚一带。
6、沿万步云梯，经千步长廊，再攀援铁链方可至梵净山新金顶孤峰，但见一道峡谷将山顶巨岩一劈为信众取“燃灯菩萨金刀破金顶”意，名之“金刀峡”。上有天仙石桥连接分列两边的释迦殿和弥勒殿，寓意现在佛和未来佛联手共管世界。伫立桥上，只见脚下风起云涌，胆怯者难免心惊腿软。下孤峰登北方老金顶，途经梵净山标志七级浮屠石（又称蘑菇石）及万卷经书、九皇洞、老鹰岩等处，皆是摄郎们决不肯放过的经典拍摄点。更因此地山下溪流众多，空中水分含量大，特别是雨后天晴，阳光斜射下常易出现七彩佛光。以前登梵净山，云梯号称万步，步履艰辛，常人需苦行四五个时辰。今年借梵净山举办文化旅游节之机，从4月28日起，全长3500米、高差1200米、总投资超5亿元的登山索道已竣工并正式投入营运，只要十多分钟便可将游人从山脚送到离金顶脚不到一个小时路程的万宝岩，为登梵净山观光礼佛者打开方便之门。
7、下了梵净山，周边景点亦各有可观。锦江十里画廊清丽秀雅，梵净山飞泉流瀑汇入其中，两岸幽谷深峡蒸云吐雾，黛岩青松老藤新花绰约其间。九龙溶洞内石柱、石瀑、石帘、石幔、石笋、石花鬼斧神工；而思南石林包含了石芽发育从青年到老年的针状、剑状、塔状、柱状和城堡状众多形态，溶蚀原野、溶蚀洼地与森林、民居共存，亦别具一格。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兴镇苗王城，曾有五位着名苗王在此称王，是乾嘉年苗族起义政治军事中心，其“歪门斜道”的建筑风格、“四月八”节浓郁的苗族风情，都十分诱人。
8、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木黄镇是当年贺龙、任弼时、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师之地。地处乌江中部的山城思南县是贵州的文化大县，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万寿宫古韵犹存；清道光年间盐商周镐璜花3万银元修建的周家盐号融住家与盐号于一体，由石库门、对厅、两厢、正房、厨房、盐仓、花园和天井等构成封闭式四合院，其内门窗雕饰、古旧家具精美雅致，而随着重庆龚滩最后的盐仓即将被江水淹没，周家盐号也许将成为见证乌江百年盐运史的仅存的古建筑。
9、江口县的云舍村则属中国土家族民居典型群落，号称全国最短的河流龙潭河由村东龙泉涌出，缓缓穿流过柳绿花红、青瓦白墙的村庄后汇入太平河，河边还散布着至今仍沿用南宋蔡伦古法的原始造纸作坊；能歌善舞的土家乡亲用清冽甘甜的河水磨制的豆腐格外清香，酿制的米酒格外醇美，而土家姑娘、大嫂热情、欢乐的敬酒歌更倾倒了远道而来的各地宾客。此外，思南县的土家族古民居群落郝家湾、德江县的扶阳古城、石阡县的楼上古村落，亦都值得一观。
10、目前铜仁地区每周7日有从广州直飞铜仁的航班，由于是支线飞机，打折较少，如乘坐经贵阳中转到铜仁的联程航班，打折则会多些。下机后从铜仁到梵净山约有80多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此外，湘黔线、渝怀线每天还有约10趟列车过境铜仁，而深圳到铜仁有相互对开的起点站列车。